作者简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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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卫国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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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文人笔下的北京记忆——以笔记书名中的北京称谓为中心

何卫国

【摘 要】明清笔记书名中的北京称谓，成为管窥都城北京书写的一个独特视角。“京师”“帝京”与“旧京”，“长安”“日下”与“春明”，“天府”“宸垣”与“天咫”，“燕都”“燕京”与“燕台”，这四组北京典型称谓，指向不同，蕴意有别，共同凝结成复杂的都城北京意象。这些称谓，既展现出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多面性与复杂性，也体现出北京自明代以来波谲云诡的都城命运。从明清笔记书名中的北京称谓，可探究作者个人身份与遭际、特定时局与政局等因素对都城北京书写的影响。

【关键词】明清笔记；都城书写；北京；称谓

文章出处：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24年第5期。本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，引用请据原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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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记是都城文学书写的重要文体，吕叔湘曾将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梦粱录》《都城记胜》等书视为“都市文学之滥觞也”。我国都城文学书写的中心，宋以前在长安与洛阳，两宋在汴梁与临安，元明清时期则在北京。明清二代，专记北京之笔记数量剧增，一时蔚为大观，形成笔记中的特殊景观。为政之道，“正名”为先。立都之先，“必也正名”。都城之“名”（称谓）是都城形象的第一标识，亦是都城留存在文人笔记中的第一印记。因而，探究明清笔记书名中的北京称谓甚为必要。明清专记北京之笔记，内容庞杂，门类繁多，时间跨度长，作者身份千差万别，其书名亦各不相同。较之“北京”，明清文人似乎更青睐京师、帝京、旧京、长安、日下、春明、天咫、宸垣、天府、燕台等称谓。这些北京称谓蕴藏的“微言大义”，呈现了明清北京城在不同时空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，展现了北京自明代以来波谲云诡的都城命运，体现了作者个人身份与遭际、特定时局与政局等因素对都城北京书写的影响。考察之，是研究都城文学书写的独特视角，有助于都城文学研究的深入与深化。

一、北京：称谓的变迁

即城市变迁史

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，也是新中国的首都。它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，870年的建都史，悠久的建城史与建都史赋予了它复杂的城市文化记忆。这些记忆中，地名称谓是北京独特的文化标识。北京的称谓多达60余种，有蓟城、燕都、涿郡、幽州、蓟州、燕京、南京、燕山府、中都、大都、汗八里、北平、北京、顺天府等，一个个不同的称谓指向北京特殊的城市变迁史，融汇在城市形象和城市文化的记忆里。

北京最早的称谓为蓟城与燕都。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说：“北京建城之始，其名曰蓟。”蓟、燕为西周初年之诸侯国，蓟城与燕都分别为其国都名，前者在今西二环广安门内外，后者在今房山琉璃河。春秋时期，燕国并蓟国，迁都至蓟城，蓟城为燕都所取代。秦汉隋唐以来，北京系北方军事重镇，称广阳、幽州、涿郡等。北京首次以“京”命名，始于辽。《辽史·地理志》：“自唐而晋，高祖以辽有援立之劳，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献。太宗升为南京，又曰燕京。”南京（燕京）称谓的出现标志着北京从北方军事重镇向国家政治中心转变。北京首次以国家之“都”命名，则始于金。金灭辽后，完颜亮迁都燕京，“燕本列国之名，今为京师，不当以为称号”，因此改“燕京”为“中都”。元灭金后，在中都东北另建新城，定名为大都，大都即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所称“汗八里”。元明清三代，北京皆为大一统王朝之都城。

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都城的历史，曾在元明易代后短暂中断。洪武元年（1368），明军攻克大都，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府，取“丧乱既平，既安且宁”寓意，北平重回北方军事重镇的地位。永乐元年（1403），朱棣升龙兴之地北平为北京，“北京”之名第一次出现。此时，明朝名义上有三座都城，即北京、南京与中都（安徽凤阳）。这其实沿袭了辽金的都城制度，如辽国实行五京制，辽上京临潢府、中京大定府、东京辽阳府、南京析津府、西京大同府并列。此五京中，上京为首都，其他皆为陪都。在永乐迁都之前，北京亦为陪都。永乐十八年（1420）迁都之后，“改北京为京师”，北京才取代南京，成为明朝真正的都城。此后，“北京”取代燕京、大都等称谓，成为北京城之正称，沿用至今。

北京虽为明朝的都城，但官方或民间称“北京”者少，而多以“京师”称之。为何？《公羊传·桓公九年》云：“京师者何？天子之居也。京者何？大也。师者何？众也。天子之居，必以众大之辞言之。”永乐十八年，迁都后的北京成为“天子之居”，称“京师”才能彰显其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。清朝定鼎北京后，在正式称呼中以“京师”代替“北京”。有学者认为是为了消弭明代的政治影响力，这种认识有失偏颇。其实，不论明清，别称抑或正称，“京师”之名较之“北京”更具都城色彩。在辽金五京制中，天子只能居“上”或居“中”，因此辽上京、金中都是为首都。《红楼梦》虽然“地舆邦国”无考，但大体隐含南京、北京之事。然而《红楼梦》通篇无“北京”二字，只有“长安”“京都”“神京”等字眼儿。为何如此表述？脂批言：“书中凡写长安，在文人笔墨之间，则从古之称。凡愚夫妇、儿女子家常口角，则曰中京，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。盖天子之邦，亦当以中为尊，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。”“北京”居“北”，显然无法体现“天子之邦”“以中为尊”之地位。

或许是基于以上原因，明清文人笔记专记北京者较少以“北京”为书名，现存者仅陆启浤《北京岁华记》一书。即使是《北京岁华记》，也另有书名《长安岁时记》。且该书除书名有“北京”二字外，在其3000余字的正文中再无一字提及。

明清笔记书名中虽然少有“北京”称谓，却有诸多北京之别称。这些别称各具特色，各领风骚，从不同侧面描摹出北京城的多样面貌，也透漏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遭际文人的特殊著述心态。

二、京师、帝京与旧京：

都城命运的跌宕起伏

明清时期，“京师”“帝京”与“旧京”皆为北京之称谓，其核心词为“京”。“京”是西周时期都城的称谓，与“师”并称“京师”。《诗经·曹风·下泉》云：“忾我寤叹，念彼周京。……忾我寤叹，念彼京师。”与此类似的还有“都”。《左传》庄公二十八年云：“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，无曰邑。”以“京”“都”派生的“京师”“京城”“京都”“帝京”“都下”“都门”“都邑”等，成为后世都城的常见称谓，北京亦如此。张爵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，朱一新《京师坊巷志稿》，柴桑《京师偶记》，刘侗、于奕正《帝京景物略》，潘荣陛《帝京岁时纪胜》，史玄《旧京遗事》，励宗万《京城古迹考》和杨静亭《都门纪略》等，其书名即以此类称谓代指北京。

明永乐十八年迁都后，北京成为京师。“京师”这一称谓在明清笔记书名中亦得以凸显。明清时期的两部坊巷胡同专书，即以“京师”为名。明代张爵的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按五城顺序记录当时内城的900多条、外城的300多条胡同。该书虽然旨在记述“五城坊巷”，但作者却在序言中大赞北京作为“京师”的优越地位。张爵系嘉靖年间人，此序作于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）。此时，北京作为都城的地位已得以稳固。其序云：“京师古幽蓟之地，左环沧海，右拥太行，北枕居庸，南襟河济，诚所谓天府之国也。我成祖文皇帝迁都于此，以统万邦，而抚四夷，为万世不拔之鸿基。”可见，书名以“京师”指代北京，并非随意为之。晚清朱一新的《京师坊巷志稿》序言亦称：“周官之制，度地居民，九经九纬，经涂九轨，顜若画一，所以建皇极而隆上仪也。”此书名“京师”，既是对张爵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的承继，也是强调北京坊巷胡同有“建皇极而隆上仪”的京师特色。

刘侗、于奕正则在《帝京景物略》书名中以“帝京”称呼北京。其“略例”云：“长安，都秦称也，都燕，非所称也。战国曰燕，金曰燕京，元曰大都，我明而袭古称，奚可哉！我明曰顺天，迄八府而一称之；曰北京，对南京而二称之。今约略古甸服内也，称曰帝京。”在作者心目中，“长安”“燕京”“大都”“顺天府”“北京”都不足以彰显北京的都城地位，唯有“帝京”最为合适。在他们看来，北京有“守天下”之势，“山水之攸结，莫并我帝京者也”。《帝京景物略》成书于崇祯八年（1635），此时虽然距离明亡不足十年，但书中的北京“景物”，仍然一派承平气象。此为晚明士人心目中的帝京印象，也是明亡后留给明遗民的帝京记忆。

这种帝京印象，在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得以接续。该书撰于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），作者潘荣陛曾任职于皇宫、史馆，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辞官归养。明清易代之后，北京城历经百年的发展，再次迎来太平盛世。作者在书中，处处流露出对“皇都”北京的称颂，其序云：“惟是皇都品汇万方，泽流九有，而岁时令节，风土景物，典仪之盛，远迈前古，岂可茫茫无记述？！因自不揣鄙陋，敬以耳目之余，汇集为编，颜曰《帝京岁时纪胜》。……略记熙朝景物仪文之盛。匪敢以蝉鸣蛙响，妄附鼓吹于盛世休明也。”生活在如此“熙朝”“盛世”下的北京人，节日里一派喜庆祥和之气，“除夕之次，夜子初交，门外宝炬争辉，玉珂竞响。肩舆簇簇，车马辚辚。百官趋朝，贺元旦也。……”该书所列“皇都品汇”，更见北京之富庶。《光绪顺天府志·艺文志》评价此书：“序述京师岁时胜事，当乾隆初年，海宇静谧，人物富庶，游览之胜，十倍今兹”。这是清乾隆年间文人心目中的北京印象，显然，此时的北京较之明崇祯年间的北京更为富庶与安宁。

《帝京景物略》中的“帝京”印象，明亡后则成了“旧京”回忆。史玄在《旧京遗事》中，不时以“长安”“京师”“京都”“京城”“帝京”指代北京，书名则以“旧京”称之。史玄，字弱翁，江苏吴江人，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曾组织团练抗清。作者笔下的“旧京”，既有万历年间的承平气象，亦有末世之乱象丛生。如“神宗时，天下乂安，……当时道路无警守，狗不夜吠。中秋月明之夕，长安街笙曲哀曼，宫城乌雀惊起复栖。二十年以前太平景象约略如此。显皇崩，光庙早弃群臣，嘉庙即阼，逆贤窃弄，厂卫大播祸。追想神宗盛年，如东城老父述开元、天宝间事矣。”“追想”中充满回忆，“神宗盛年”对照明亡后的凄凉。此种爱恨交织的复杂心态，绘成作者心目中的“旧京”印象。“旧京”二字，显然寄寓着浓厚的遗民情结。由清入民国，北京再次成为“旧京”。此时的夏仁虎用《旧京琐记》追忆北京，他在书前小“引”中感慨：“余以戊戌，通籍京朝。日月不居，忽逾一世。沧桑数变，逢此百忧。……空桑三宿，尚复有情。梦华一篇，况乃异代。……及今所述，已为陈迹。告诸后生，或疑诳汝。暇则趋录，著之简篇。钟簴已往，怀哉旧京。荐绅羞言，是曰琐记。”夏仁虎笔下的“旧京”，仍然保有遗民的都城书写传统。《旧京遗事》与《旧京琐记》中的北京，一为明之“旧京”，一为清之“旧京”，隔着近300年的风烟，重复着都城相同的命运。

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《帝京景物略》《旧京遗事》等书，以书名中的“京师”“帝京”与“旧京”称谓，形象地诠释了明清北京城从稳固、鼎盛到崩塌的跌宕起伏的都城命运。

三、长安、日下与春明：

传统都城意象的接续与生发

“长安”“日下”“春明”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典型的都城意象。在明清时期，它们皆可作都城北京之代称，这在明清笔记书名中亦得以体现。

“长安”，不仅指汉唐都城长安，还指代后世都城。苏轼“当时共客长安，似二陆初来俱少年”（《沁园春·孤馆灯青》），此“长安”指北宋都城汴梁。屈大均“燕山连紫塞，千里抱长安”（《天寿山·其一》），此“长安”指明清都城北京。明清笔记书名中，以“长安”代指北京者，有徐昌祚《长安里语》（已佚）、蒋一葵《长安客话》、宋启明《长安可游记》（已佚）、陆启浤《长安岁时记》、杨掌生《长安看花记》等。从各书撰写时间来看，“长安”一词的使用，持续整个明清时期。当然，因作者所处时代背景、个人遭际不同，所用“长安”的寓意或有不同。蒋一葵的《长安客话》成书于明万历年间，早于《帝京景物略》，对后世影响较大。蒋一葵，字仲舒，号石原，江苏武进人，万历间任京师西城指挥使。蒋一葵在目录中以“皇都”指代北京，书名“长安”，或许是为了突出北京作为“京师”的独特地位。陆启浤《长安岁时记》又名《北京岁华记》。陆启浤，字叔度，浙江平湖人，居都城北京20年，1640年离京。作者在序言中称：

客燕二十年，略识岁时俗尚。甲申之秋，有过而问焉者，为忆所知，录之于笔。今天子方建恢复大计，异时仍鼎故都，则游辙仕履且复亲见之，何用此呫呫为？

从序言可知，此书作于甲申年（1644）的秋天。此年正值北京城的多事之秋，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，明朝灭亡，满族入关，北京作为都城三易其手。回首北京，恍然有隔世之感。一书而二名，不知二者孰先孰后？“长安”“北京”虽都指向都城，但“长安”更具故都意象。在“甲申”这一特殊时局中，回忆故都承平岁月里一年的节日生活，定有物是人非之感。

在我国古代，“日”可象征人间君王，所谓“日为阳精，人君之象”。君王所居之都城即被称为“日下”，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“日下荀鸣鹤”之典即以“日下”指代西晋都城洛阳。清代，时人亦用“日下”指代都城北京。文康《儿女英雄传》“缘起首回”云：“因所传的是首善京都一桩公案，又名《日下新书》。”此“日下”即指“首善京都”北京。以“日下”命名的笔记，有朱彝尊《日下旧闻》、于敏中等敕修《日下旧闻考》、阙名《日下尊闻录》、小铁笛道人《日下看花记》等。

朱彝尊《日下旧闻》分星土、世纪、形胜、宫室、城市、郊坰等13门，共42卷。朱彝尊，字锡鬯，号竹垞，浙江秀水（今嘉兴）人，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应博学鸿词科，以布衣授翰林院检讨，参与修撰《明史》。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，朱彝尊谪居于宣南古藤书屋，期间，有感于“故老沦亡，遗书散失，历年愈久，陈迹愈不可得而寻矣”，遂从1600余种历代图籍中辑录远古至明代的北京史料，搜访北京掌故遗迹，撰成《日下旧闻》。其序云：“今之京师，……元曰大都，明曰北京，皇朝因之，以统万国。宫殿井邑之繁丽，仓廪府库之充实，诗所云四方之极者也。”可见，朱彝尊以“日下”称呼北京，是对北京都城地位的肯定，也是对传统都城意象的接续。此书记事上自轩辕，下迄明末，不述清代之事。该书有姜宸英、高士奇、冯溥等人的序言，此为探究作者著述心态的重要资料。姜宸英序曰：“是编摭拾止于前代轶事，然观其所述，……其以翼经而补史之所不及者，尤作书之深意，不可以无察也。”高士奇序曰：“尝思我朝当声名文物之盛，据天下形势之雄，控制中外，遐迩向化，梯航万邦，时集都下。欲著燕京一书垂示永久，补前人所未逮。……岁癸亥，与同年友竹垞偕侍直庐，每言及此，慨焉兴叹。弹指五年，竹垞日下旧闻之书成，……使有班孟坚者出，当必取之为史家之一助也。”上述序言充分肯定了该书存史、以史为鉴之作用，至于是否寄寓故国之思、亡国之痛，则只能揣测了。

《日下旧闻》之后，又有《日下旧闻考》。该书由乾隆下旨敕修，于敏中、英廉等领衔，在《日下旧闻》的基础上编纂而成，虽仍沿用《日下旧闻》的体例和编次目录，但内容和篇幅大为增加，分18门，共160卷。该书始修于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，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。关于该书编纂之目的，乾隆谕旨称：“使天下万世，知皇都闳丽，信而有征，用以广见闻而供研炼。”乾隆非常重视该书的编纂，其题词一曰：

重考彝尊书以成，七言权当序而行。名因日下荀鸣鹤，迹逮春明孙北平。掛漏岂无补所阙？淆讹时有校从精。百年熙皞繁文物，似胜三都及两京。

乾隆特别提及“日下”之书名，可见他非常赞同朱彝尊以“日下”指代北京。都城作为国家的政治、文化中心，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。正统王朝理应确立其都城的正统地位。北京的正统性，不仅源于元明以来都城的传承，更来自大清帝国王朝的正统地位。正统帝王当仁不让为“日”，帝王所居之处即为“日下”。这既是对自我的肯定，也是对大清王朝的肯定。这种称呼，显然较之“长安”“春明”更具政治意义。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，乾隆书写并敕立《帝都篇》《皇都篇》御制碑于永定门燕墩。在两篇碑文中，乾隆比较了西周镐京、东周洛邑（洛阳）、汉唐长安（西安）与明清北京城，认为北京是当之无愧的帝都，赞美北京“惟彼陶唐此冀方，上应帝车曰开阳”，“地灵信比长安长”，“富乎盛矣日中央”。从这两篇碑文，亦可见乾隆对都城北京地位的推崇。

《日下旧闻考》编纂者最能揣摩乾隆之旨意。在英廉等人上书中，不惜笔墨为北京“正京师之号”：此地“经天曜帝座之垣”，“括地志神畿之府”，有“龙盘凤舞之祥”、“棋布星罗之势”，延“千百国朝宗之盛”、“亿万年祚世之长”。同时，还大肆夸耀“今日”北京之盛况，颂圣之意溢于言表。在正文中，编撰者也不吝赞美之辞。可以说，《日下旧闻考》就是对乾隆《帝都篇》《皇都篇》的具体诠释。

以“日下”命名的笔记还有阙名《日下尊闻录》、小铁笛道人《日下看花记》等。《日下尊闻录》专记清代宫廷苑囿，书中编入大量乾隆帝诗句。《日下看花记》记嘉庆初年都下各部伶人，原题《判花偶录》（或名《判花小咏》）。《日下尊闻录》与《日下看花记》皆产生于嘉庆初年，所记内容迥异，却皆用“日下”之名，应是受《日下旧闻考》影响所致。

“春明”成为都城的代称，源于唐代。唐都城长安的“东中门”名春明门，为进出京城之要道。唐代诗歌喜用春明门代指都城长安，如刘禹锡“莫道两京非远别，春明门外即天涯。”（《和令狐相公别牡丹》）宋以后，文人亦用“春明”指代都城，如明代李东阳“极目春明门外路，扁舟明日定天津。”（《木斋先生将登舟以诗见寄次韵》之二）春明门见证了大唐帝国的崩塌，“（黄巢）陷京师，入自春明门，升太极殿”（《新唐书·黄巢传》）。大唐帝国的荣光与末世崩塌的苍凉，形成巨大反差，恍若南柯一梦。于是，都城文学书写与“梦”文学书写相结合，组合成“春明”“梦”意象，承载着文人回首故国、盛世、都城、朝堂、仕宦等的复杂心绪。“春明”“梦”意象广泛存在于文人诗词之中，如清代钱谦益“春明之梦已残，京华之书久绝。”（《寄长安诸公书》）梁章钜“三年皮骨走峥嵘，梦到春明身已轻。”（《归田琐记·北东园日记诗》）

以“春明”命名的笔记，有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、俞蛟《春明丛说》、何刚德《春明梦录》、让廉《春明岁时琐记》等。俞蛟《春明丛说》以“春明”命名，从书前小序看，“春明”与“长安”“都下”都指北京，有一定的随意性。《春明岁时琐记》作者让廉另著有《京都风俗志》，二书内容高度重合。从《春明岁时琐记》末句“余虽陋，敢志京都一岁之遗俗如此也”推测，书名“春明”应是强调该书所记乃“遗俗”。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与何刚德《春明梦录》，书名仅差一字，其中寓意也有相似之处。

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记明代北京的建置、形胜、城池、宫阙、坛庙、官署、名迹、寺庙、陵园等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：“于明代旧闻，采摭颇悉，一朝掌故，实多赖是书以存。”《春明梦余录》书名中的“春明”“梦”并非随意之笔，当有深意存焉。孙承泽，字耳北，号北海、退谷等，顺天府大兴县人（北京大兴人）。孙承泽初入东林，继降大顺，后附大清，气节有亏，为人所轻。他临终前曾赋诗：“进退死生两大事，孤心留取照幽墟。”《春明梦余录》作于孙承泽退居西山期间，以“春明”指代北京，应是强调该书“丁鼎革之际，追记春明繁盛”，“以志沧桑之感”。

清遗民何刚德再作《春明梦录》。何刚德，字肖雅，号平斋，福建闽侯（今福州）人，光绪三年（1877）进士。该书作于壬戌年（1922），作者已年近七旬，其序云：“回忆七十年来，身世所经历，耳目所接触，几如云烟过眼，渺然而无可捉拿。……嗣友人以《春明》一录，可以存掌故而补遗佚，怂恿付梓。因复加刊削，属诸手民。非敢言问世也，亦藉以志世变已耳。”由晚清入民国，北京遭受几多“世变”。作者笔下，承平年代的北京，“京师为首善之区，钟虡所在，观听肃焉”，“人言朋友之乐无如京师，盖于饮食酬酢外独得真趣也”；而乱象丛生的北京，则“法越构衅，党派渐歧，乃激成甲午中东之战”，“党祸萌芽，潜滋暗长，戊戌政变，庚子拳乱”，两者形成巨大反差，作者“回首春明，重温旧梦，不禁百端交集已”，确实是世事沧桑、人生如梦。

从“长安”“日下”到“春明”，北京作为都城的形象在明清笔记中得到突显，传统的都城意象得以延续与生发。蒋一葵的《长安客话》突出了北京的京师地位；朱彝尊《日下旧闻》中的“日下”通过《日下旧闻考》将北京作为都城的正统性、优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；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、何刚德《春明梦录》以“春明梦”或隐或显“追记春明繁盛”“以志沧桑之感”。“长安”“日下”“春明”，同为都城意象，在不同历史时期，不同著录心态下，亦有不同寓意。

四、天府、宸垣与天咫：

都城地缘优势的彰显与嗟叹

在诸多北京称谓中，“天府”“宸垣”“天咫”大体上以“地”命名，彰显的是北京作为都城的地域优势。以此为书名者有孙承泽《天府广记》、吴长元《宸垣识略》、震钧《天咫偶闻》等，三书皆归入《四库全书》地理类。

天府，本有天子府库之义，引申为物产富饶、地势形便之地。三国时，蜀国都城成都即被誉为“天府之国”。孙承泽的《天府广记》以“天府”代指北京。《天府广记》内容上与《春明梦余录》重合率颇高，不过“《春明梦余录》偏重于明代的典章制度，而《天府广记》则偏重于人物、艺文，以上两书各有侧重，相互补充，可以共读，并存不废。”孙承泽为何80高龄还要编撰《天府广记》，且将北京之代称“春明”改为“天府”？称北京为“天府”，并非始于孙承泽，乃始于先秦。《日下旧闻》所引《战国策》云：“燕东有朝鲜、辽东，北有林胡、楼烦，西有云中、九原，南有滹沱、易水，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，此所谓天府者也。”元明时期，北京亦有“天府”之称。《日下旧闻》所引《辍耕录》云：“至元四年正月，城京师，以为天下本。右拥太行，左注沧海，抚中原，正南面，枕居庸，奠朔方。峙万岁山，浚太液池，派玉泉，通金水，萦畿带甸，负山引河。壮哉帝居，择此天府。”可以说，“天府”是北京的熟称之一，孙承泽改“春明”为“天府”，并无不妥。至于改名之原因，孙承泽本人无说明，后人只能揣测。从字面上看，“春明”一词，因前人的阐发，不仅有指代都城之意，或许还有世事沧桑之感，主观色彩浓厚。而“天府”则侧重地域之优越，更具客观性。淡化政治色彩，或许正是孙承泽改“春明”为“天府”的原因。

“宸垣”亦代指北京，吴长元《宸垣识略》即以此命名。“宸”字本义为屋檐、屋边，引申为帝王的住处、王位的代称等，“宸垣”即帝王所居之城。《宸垣识略》系根据《日下旧闻》和《日下旧闻考》两书提纲挈领，增删重写而成。因有以资游览之目的，又增王侯甲第与名人故宅，并绘制有18幅地图。吴长元生平履历不详，邵晋涵、余集在《宸垣识略》的序言中对其有简要评价。邵晋涵称其“久客都下，雅才洽闻。公卿士大夫争招致仇校艺文，益充拓其识。博观而约取，以身所涉历，融洽前言，编纂成书，题曰宸垣识略。”余集称其“客京师十余载，以著述自娱”，“将拟为帝京景物、长安可游之续”。邵晋涵为史学家、经学家，余集为画家、藏书家，皆入四库全书馆任编修。二人同为《宸垣识略》作序，且对吴长元赞誉有加，可见吴并非籍籍无名之辈。

邵晋涵在序言中还分析了吴长元编撰之目的，“吴君沐浴雅化，亲见辇毂声华之盛，卿云赓和，协以衢歌，翔和辑庆之景象，荟萃简编”，“将使四方万国，俱得望光耀之逡躔，戴景承晖”。邵晋涵此言与《日下旧闻考》英廉等人的上书，非常相似。吴长元为何用“宸垣”之名？就作书目的而言，作为以资游览的书籍，应与敕修之书相区分，故应重新命名。而从字义来看，“宸垣”与“日下”都有帝王之城的意思。且较之《日下旧闻考》，《宸垣识略》小而精，所述范围缩小至京师地域。“日下”在乾隆笔下更多地指向“冀方”，而“宸垣”显然区域更小，更多地指向北京城。因此，对应全书的内容，“宸垣”显然更为恰当。

清末震钧则将北京风土掌故杂记命名为《天咫偶闻》，“天咫”成为北京的又一代称。有学者考证震钧所用“天咫”的含义，认为“天咫”是以“距天咫尺”衍变为“咫尺帝王边”来代指北京。“天咫”为帝王所居之地，毋庸置疑。但震钧以此指代北京，蕴意或更深。震钧，字在廷（亭），号涉江，镶红旗满洲人，瓜尔佳氏。瓜尔佳氏系满洲八大姓之一，震钧在《天咫偶闻》中介绍其家世曰：“昔我始祖于天命二年归朝，以二等侍卫事太祖、太宗扈跸入关，定鼎京师。暨我二世祖、三世祖，亦克承前烈，以毕前人之勋。遂以造我区宇，用奠京师于金汤焉。……吾宗之入本朝，盖二百八十年于兹矣。其始居陪京者三十年，居京师者二百五十年。”于震钧而言，北京是国都，也是家园。居天子之侧，处“天咫”之地，自豪感油然而生。然震钧显然生不逢时，他生于晚清，一生历经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四朝。期间，清王朝爆发了“庚申之役”“甲申之役”“甲午之役”“庚子之役”、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等，最终王朝覆灭。历经北京之变故与个人之沉浮，震钧“绳《梦华》、《梦粱》二录之前踪者”，从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开始“信手条记”，至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完成《天咫偶闻》一书，希望“睹承平面目者，庶其于此求之”。书成之时，震钧感慨万千，“追溯旧事，正不异玉堂天上之嗟。呜呼！昔日之笑歌，所以酿今朝之血泪也”。此处“玉堂天上”与“天咫”同义，同指北京。震钧回首北京，“昔日之笑歌”与“今朝之血泪”形成鲜明对照。“天咫”一词有浓厚的抚今追昔之感，虽曰“天咫”，却也是“咫尺天涯”。

在“天府”“宸垣”“天咫”这组称谓之中，孙承泽以“天府”淡化“春明”的浓烈色彩，以突显北京乃物产富饶、形势险峻之地；吴长元以“宸垣”替“日下”，帝居之气象仍在，指向则更为集中；震钧以“天咫”指代北京，昔日北京之“笑歌”，看似“天咫”，实乃咫尺天涯。占据地势优越的“帝居”北京，最终也挽救不了大清王朝崩塌的命运。

五、燕都、燕京与燕台：

去都城印记的城市记忆

在诸多北京称谓中，以“燕”为核心的称谓最具历史感，“燕都”“燕京”“燕台”即为典型。前文所述“帝京”“日下”“宸垣”等，为都城之统称，仅在特定时空特殊语境中指向北京。“燕都”“燕京”“燕台”则不同，它们是实实在在的北京地名，从辽金以来一以贯之。

“燕”既指周代的燕都，也指辽代的燕京。《长安客话》“古燕京”条曰：“燕以燕山得名。武王克商，封召公奭于北燕。……今京师至后魏始置燕郡。石晋割赂契丹，改曰燕京。宋宣和中改名燕山府”。此后，又历经大都、北平、北京诸名称，但“燕”的旧称一直流传。

明清笔记中，以“燕都”命名者，有明代孙国敉《燕都游览志》（已佚）、徐应芬《燕都识余》、钱邦芑《燕都纪变》、冯梦龙《燕都日记》等。后三部书皆记述北京甲申之变，以“燕都”代指特殊世变中的北京，其原因或许是受辽燕京变故相关文献《平燕录》《入燕录》《陷燕录》等影响，或许是在特定时局下的避讳。总之，在甲申之变的相关笔记中，“燕都”成为“旧京”的代名词。民国时期，陈宗蕃于“旧京之淑园”编著《燕都丛考》一书。作者感叹“亭园夷为邱墟，林木摧于樵牧。月明华表，伤城郭之已非；春满平芜，问王孙其安在？”再次以“燕都”命名此“黍离之作”。

进入清代，“燕京”之名颇受青睐。以“燕京”命名者，有清代阙名《燕京杂记》、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等。《燕京杂记》作者已无可考，仅知其为嘉庆以后的人。该书主要记述北京岁时风俗、名胜古迹、园林景观、名人故居、京师风尚、地方物产等，对市井生活着墨尤多。《燕京杂记》存《屑玉丛谈初集》本，卷首有蔡尔康作于光绪四年（1878）的《燕京杂记序》，其序评价该书曰：“里巷琐屑，藉作掌故，风尘跋涉，悉有心得，故能上述天时，下纪土宜，中参人事，旁志物产，原原本本，炳炳烺烺，……又何必侈述乎皇居，高谈乎帝所，致冒目盲之诮，兼蹈臆度之鄙”。这说明此书的重点恰恰不在“皇居”与“帝所”，而在于“燕京”的“里巷琐屑”，因此命名为“杂记”。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写成于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初版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。作为一部“岁时”文献，该书重在记述北京人一年四季的日常生活，“究其大旨，无非风俗、游览、物产、技艺四门而已。”

《光绪顺天府志·艺文志》评价《燕京杂记》曰：“此书杂记京师服食、器用、时节、颇为详备，……署名不曰京师，而曰燕京，尚沿旧说之误。”书名“燕京”确实是“沿旧说”，但不能定论为“误”。其实，书名“燕京”，更能突显燕地之风土。无论是“里巷琐屑”，还是“风俗、游览、物产、技艺”，皆非一时所能形成，亦非某一朝所独有，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与稳定性。“燕京”之称谓，较之“帝京”“京师”“日下”等，更能体现北京的悠久历史与独特的民风民俗。因其着眼于燕地而不是都城，其视角更多地聚焦于市井与民众，故而具有浓厚的世俗色彩。

“燕台”即“黄金台”，后代指北京。燕昭王所筑之“黄金台”在定兴，北京城之“黄金台”为后筑。关于“黄金台”，蒋一葵《长安客话》，刘侗、于奕正《帝京景物略》等书皆有记载，如《长安客话》云：“都城黄金台，出朝阳门循濠而南，至东南角，岿然一土阜是也。日薄崦嵫，茫茫落落，吊古之士，登斯台者，辄低回睠顾，有千秋灵气之想。京师八景有曰'金台夕照’，即此。”关于朝阳门外“黄金台”的具体地址，周汝昌曾撰文予以考证。《帝京景物略》附录多首文人吟咏“黄金台”之诗，可见其素为文人所钟爱。顺治、康熙年间京师诗坛的“燕台七子”“燕台十子”，皆取名于此。以“燕台”命名者，还有旧题为项惟贞所撰《燕台笔录》，据《光绪顺天府志》考：“惟贞，秀水人，彝尊门人。此书即《日下旧闻》内风俗一门”。查揆所作竹枝词集，亦名《燕台口号一百首》。

清代北京花谱，亦多以“燕”为名。清代北京，士优交往被视为风雅之事，文人乐于以此为谈资，甚至编撰集子以流传。播花居士言：“都中伶人之盛，由来久矣。而文人学士为之作花谱、花榜者，亦复汗牛充栋。名作如林，续貂匪易。”明万历间，北京已出现品评女妓专书《燕都妓品》。成书于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的《燕兰小谱》，为现存清代梨园花谱中最早的一种。《燕兰小谱》作者“安乐山樵”，实即《宸垣识略》的作者吴长元。在《宸垣识略》中，吴长元以“宸垣”指代北京；而吟咏梨园之“花谱”，则以“燕”指代北京。与“宸垣”相比，“燕”显然更具世俗色彩。或许是受此开山之作的影响，后世的京师“花谱”多以“燕台”“金台”命名，如播花居士《燕台集艳》、华胥大夫《金台残泪记》、粟海庵居士《燕台鸿爪集》、蜀西樵也《燕台花事录》等。

燕都、燕京与燕台，有着强烈的在地感。作为京师北京的旧称，它们似乎有意回避或忽略北京作为京师的地位，呈现去都城印记的倾向。特别是《燕京杂记》《燕兰小谱》等书中的“燕京”“燕台”，不是“皇居”与“帝所”，而是芸芸众生生活的凡俗之城。

结 语

明清笔记书名中，还有以“人海”（查慎行《人海记》）、“六街”（冯勖《六街花事》）代指北京者；亦有标北京某特定区域者，如顾炎武《昌平山水记》、沈榜《宛署杂记》、高士奇《金鳌退食笔记》等。当然，也有书名未含北京称谓而实写北京者，如戴璐《藤阴杂记》、昭梿《啸亭杂录》、福格《听雨丛谈》等。还有非专写北京而涉及北京者，如陆容《菽园杂记》、陆深《玉堂漫笔》、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、刘廷玑《在园杂志》、王士祯《池北偶谈》、陈康祺《郎潜纪闻》、姚元之《竹叶亭杂记》等。限于篇幅，本文仅以笔记书名中的四组典型称谓为考察对象。

此四组北京称谓，用之于笔记书名，虽不排除个别的随意性，但总体而言，作者皆有所寄托。前三组称谓，作为都城北京的代称，既有《帝京景物略》中“帝京”的巍然气象，《日下旧闻考》《宸垣识略》中“日下”“宸垣”的盛世繁华，也有回首“旧京”“春明”梦醒后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态及好景不在、咫尺天涯的泣血悲痛。都城意象在这三组称谓中得到深刻的体现。“燕都”“燕京”与“燕台”，作为北京的旧称，或指向特定政治语境中的北京，或指向凡俗之城的北京，最能突显北京的地域性特征。这些称谓，指向不同，蕴意有别，共同凝结成复杂的都城北京意象，即明清文人笔下的北京记忆。由此可考察古代文学中的都城北京书写，亦可思考其背后的人文内涵和文化传承诸话题，具有现实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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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版 | 徐雅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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